故宮「大美不言」展出的包袱式壺將年代訂為明至清初，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典藏臺灣（DigitalArchives.tw）網站擷取故宮舊資料卻標示為〈宋定窯牙白包袱式把壺〉：「扁方形把壺，作四方包袱巾對摺包裹狀，頂面平，裁出四方蓋，以中央繫結處為蓋鈕。短流，弓形，皆具方稜角。平底凹心，底有支釘痕八枚。釉色牙白，近於定窯，積釉處微青，有冷紋數道。器口及蓋邊露米白胎。全器著手甚輕，腹中央一道明顯的橫稜接痕。」此說明器物和宋代品茗用器顯有違和，到底怎麼回事？
同名印包壺同樣收藏也出現斷代差異，香港茶具文物館〈印包方壺〉，1981年出版的書中說：「時大彬款（十六世紀末）」；2019年新出版的《中國陶瓷茶具：香港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》專刊修正：「墨林堂（項元汴）（時）大彬刻款」，壺家是誰落「刻款」意即刻有大彬之名，至於是否為大彬真跡未定論，同物件近四十年製壺者年代為何落差大？
印包壺什麼樣魅力？兩家博物館命名曲折離奇？時大彬名氣大捲入壺身真偽糾結百年，叫藏家又愛又恨！同時宜興壺家以印包壺範本，製出的宜興印包壺漲聲不斷？真相何在？
印包壺壺形像包袱，以瓷土或陶土塑出的樣態：柔軟飄逸；「包袱」與「抱福」諧音，寓意吉祥幸福，蘊藏「福報百壽」美好寓意。壺型搶眼權威博物館為何錯置壺的年代？
◎收錄於【藝術收藏+設計2025年1月 #208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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