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宮「大美不言」展出的包袱式壺將年代訂為明至清初,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的典藏臺灣(DigitalArchives.tw)網站擷取故宮舊資料卻標示為〈宋定窯牙白包袱式把壺〉:「扁方形把壺,作四方包袱巾對摺包裹狀,頂面平,裁出四方蓋,以中央繫結處為蓋鈕。短流,弓形,皆具方稜角。平底凹心,底有支釘痕八枚。釉色牙白,近於定窯,積釉處微青,有冷紋數道。器口及蓋邊露米白胎。全器著手甚輕,腹中央一道明顯的橫稜接痕。」此說明器物和宋代品茗用器顯有違和,到底怎麼回事?
同名印包壺同樣收藏也出現斷代差異,香港茶具文物館〈印包方壺〉,1981年出版的書中說:「時大彬款(十六世紀末)」;2019年新出版的《中國陶瓷茶具:香港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》專刊修正:「墨林堂(項元汴)(時)大彬刻款」,壺家是誰落「刻款」意即刻有大彬之名,至於是否為大彬真跡未定論,同物件近四十年製壺者年代為何落差大?
印包壺什麼樣魅力?兩家博物館命名曲折離奇?時大彬名氣大捲入壺身真偽糾結百年,叫藏家又愛又恨!同時宜興壺家以印包壺範本,製出的宜興印包壺漲聲不斷?真相何在?
印包壺壺形像包袱,以瓷土或陶土塑出的樣態:柔軟飄逸;「包袱」與「抱福」諧音,寓意吉祥幸福,蘊藏「福報百壽」美好寓意。壺型搶眼權威博物館為何錯置壺的年代?
◎收錄於【藝術收藏+設計2025年1月 #208】